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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fishupup.com    作者:未知    浏览:628    评论:0    
核心提示: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些传统。
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些传统。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看重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备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备常见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的办法和目的却是不一样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的方法,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塑身",而"云筑网、治国、平天下"。"治平"的重要,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根据《辞海》的讲解,乃是"具备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 依据这肯定义,"公民"的定义等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此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国内《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需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个规定是对前肯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只指具备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止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有关的道德教育。

凭着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析,本文在此想提出并期望引发大家考虑的两个方面问题是:大家面临着在如此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少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状况下,怎么样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的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怎么样使 "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国外时尚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样,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状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怎么样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什么种可能的后果,与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怎么样处置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便捷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有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1、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啥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去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认知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知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有哪些用途,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部分机构将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明确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一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与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的。" 在这个论述中,比较看重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尤其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如果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进步的贡献》中,第三提到"进步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有哪些用途,并与家庭所起用途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块,帮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年代这样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 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看重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公民教育的主体主如果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假如只重前者而忽略后者,那样社会成员将时尚道德的放任,常见缺少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假如只重后者而忽略前者。那样这个社会将缺少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块进行,不然势必带来恶果。

在大家目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少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置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情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看重不够,更要紧的,它遭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需要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首要条件。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打造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致使国民缺少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致使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靠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大家的权利主体之地位,大家才真的地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不是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由于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状况下,大家可以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就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有哪些用途,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假如道德是有力的,那样缺少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假如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样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后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2、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常见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备同样的常见性品格。目前中国国内起支配用途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适合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目前的德育,只不过政治教育的附庸。以大家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付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怎么样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付科技进步中,"怎么样依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借助,积极建设,加大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互联网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付国际形势方面,"怎么样认真研究和引导年轻人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生活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觉得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非常重要的素质"。 大家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用途,也不不承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些教育框架内,这部分是政治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怎么样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比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怎么样做某一类特殊的人,(比如"接班人",虽然这个定义从已有些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很多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司空见惯之现象,然从根本上说,此类人并不真的了解何为道德教育。

目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要紧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出色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大家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日常甚为奇怪的是,大家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大家我们的传统美德,却在其正当性上处于一种让人尴尬的境地。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伴随常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适合地方。在现有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没办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目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适当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己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情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 ),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常见性的结果。


3、教育者困境

与以哪种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哪种人来进行教育。在目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年轻人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大家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进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来自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点,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比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进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 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通常觉得,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借助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很多拓展道德理论研究、拟定伦理规范、推行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肯定明显的成效。然而,这种怎么看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定义借鉴于法律建设范围,也可适用于对道德范围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范围内有哪些用途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范围,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很多立法,以解决法律范围内没办法可依的混乱状况。在道德建设范围内,政府所推进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拟定和道德教育的推行,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能够帮助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范围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范围却没办法律的强制性,即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用途也似有似无。假如大家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不同二者的话,法律的特征是要"口服"而非必要"心服",道德的特征是不只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面临着紧急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与德育从是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只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情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讲,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只道德这样,学术范围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状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只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靠谱性变成让人生疑的了。在道德范围,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假如没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势必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进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进下参与进去。在民间(或社会)推进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进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目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有哪些用途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导致了大家依靠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怎么样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己的自我健全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靠,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学会公共权力的职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势必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用途。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不过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拔出来,而且因为他们手中学会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进的道德建设,假如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少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考虑,那样这种道德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大家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很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范围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略了如此一个要紧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什么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来源于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与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常识教育并不同,不是下一代自己可以教育、健全的;假如下一代自己不可以达成道德的自我教育,那样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势必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常识教育又有一个一同的首要条件,即存在着道德或常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常识范围,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比如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方面就是这样,这也是大家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用无德者一词)。但令大家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大家无疑可以找出很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讲,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目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情况的政治运动而导致的,因而没有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要紧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如此的资格吗?在现在大家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目前的年青人,道德素质愈加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目前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年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看重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看重自我的同时而忽视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视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视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年轻人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这样),那样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可以试试看看探寻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少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锐及不择方法、明哲保身、虚伪等,就能够帮助解决下一代人的问题吗?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察看和深思中,大家不可以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情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情况大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大家可以预期一种哪种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学会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职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常见时尚的社会空气时,大家这部分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目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大家当然不可以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不承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大家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程度。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与组成成员的全方位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需要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4、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用途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看法是以儒家里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依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依据,并将来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因为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健全一途而看上去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达成(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怎么样达成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怎么样确立?道德没权威,就好似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范围还未脱离政治的干预而成为一个公共的范围,这个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用途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健全,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部分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点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推行以前,这种机制就没办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用途,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看重。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用途。三是就象在社会实质中,法律面前每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每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范围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的有力量,真的对社会进步起到良性推进用途,并使一个进步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就需要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步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大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进步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的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 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害处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高公民的素质,打造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完善的公民。无论是从降低犯罪、降低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达成经济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进步而言,都或有其积极推动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了解,大家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大家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健全的状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健全的目的。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愈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部分困境时,解决的道路并非因噎废食暂停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能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如此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能不带有缺点: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可能有益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益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常见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会不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哪个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进步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 继续深化课题研究 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看重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十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大家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非常不错,法制建设也很好,中央的文件讲得非常了解,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非常不错,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感觉在大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可以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定义由李道湘博士在回话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同意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 月版。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 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十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十月版。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进步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昌,1991年4月版。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进步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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